在香港，手語是一門瀕臨滅絕的語言，即使在聾人家庭裏，健全的孩子也大多不懂手語，有學者擔憂，手語消失會令聾人就被徹底孤立。
「你想吃什麼？」「我要吃燒賣。」香港老式茶樓裏，談話聲嘈雜不斷，唯獨黃家豪和父母一直安靜沉默，這一家三口中，只有家豪一人能聽到外界的聲音。
今年35歲的黃家豪，父母都是聾人，夫妻間習慣打手語溝通，但家豪自己卻不太懂手語。飯桌上，家豪突然想起一件兒時趣事，想和父母分享，他打起手語表達，父母沒有領會，家豪著急地比劃起來，父母還是一頭霧水，最後他只能轉向身邊的朋友—— 一名手語傳譯員求救。
在香港，手語是一門瀕臨滅絕的語言，即使在聾人家庭裏，健全的孩子也大多不懂手語。根據統計署2014年的數字顯示，香港聽覺困難者超過15萬人，然而，當中只有2.5%，不足4000人懂得手語。目前，全香港更只剩一所用手語教學的聾人學校。
過去30多年裏，黃家豪和父母長期缺乏良好的溝通，直到兩年前一次不愉快的家庭聚會後，他才開始反思：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好好學手語？在香港，手語為什麼變得如此邊緣？
打手語等於暴露了自己是聾人
兩年前的一個晚上，黃家豪和父母在姨婆家聚會，當他與姨婆閒聊時，父母的臉色突然變差，一臉不快。家豪後來才知道，父母很想知道家人正在聊什麼，但家豪卻覺得只是閒話家常，不用告知父母。從小到大，家豪都習慣了很少和父母聊天。只有碰到重要的事，他才寫字告訴父母，又或者先轉告奶奶，再讓奶奶打手語告訴父母——因為生了患有聽覺困難的孩子，奶奶自學了手語。
「每次我只要在外打手語，爸爸就會板起臉。」黃家豪回憶說，小時候他一度以為父母不喜歡他，長大了才明白，父母認為，打手語就會暴露了自己是聾人，只會招來外界的歧視，不想兒子去學。
嘈雜的香港茶樓裏，家豪的父親打手語告訴記者，有一次他正和聾人朋友等著過馬路，一邊打手語和朋友聊天，但馬路對面的一群人看著他們偷笑，略懂唇語的父親發現，那一群人嘲笑他和朋友是「腦殘」。
「手語打出來的動作很大，又不是主流，你要學就主流學校裏面的東西。」小時候父親說的話，家豪還清楚記得。
不僅拒絕讓兒子學習手語，父母在外面也盡量避免打手語。家豪小時候，碰上家長日、旅行日等親子活動，在銀行做後勤工作的父親很少出席，總以工作為由缺席，而硬著頭皮出席的母親就會事先告訴家豪，「不要告訴老師我是聾人」。
面對家豪的老師和同學，父母一直努力佯裝成健全人士，一進班房就努力注視著老師的口唇。母親因患上腦膜炎，後天變成聾人，在小學時學習了唇語，也能發出單音字。不過，見老師的次數多了，秘密最終還是被老師發現了。
在香港，聽覺困難者不敢大膽使用手語，或許與這門特殊的語言在社會上曝光率不高有關。目前，在所有香港電視頻道中，只有香港電台的部份節目設有恆常的手語翻譯，而即使是選舉等重要政治事務的節目，電視直播也未必有手語翻譯。
2016年12月，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依照工黨慣例，帶上手語傳譯員出席選舉論壇，最後被無線電視以「節目公平、公正、完整」，難以確保手語翻譯之準確性為由而拒絕手語傳譯員出席。
2017年2月9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提出把手語列香港官方語言，即規定電視新聞報道中加入手語傳譯，以及政府部門和機構為殘疾人提供足夠手語傳譯服務的提案，議案在分組點票下被否決，其中一位反對議案的經民聯張華峰指，手語存在表達不統一的問題。
消失的聾人學校，被邊緣化的手語追根溯源，手語是具有聽覺障礙的人們之間自然而然發展出的一套語言，全世界並無統一標準，即使在香港，手語也分成兩個流派：一是以字詞為標準的文法手語，一是意譯的自然手語。
2011年，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副總監施婉萍博士等四位學者訪問了22位聾人，研究聾人教育與手語源流的關係，研究指出，聾人學校的設立，是締造手語的有利環境，而隨著香港聾人學校的減少，手語的留存也面臨危險的境地。
在60年代前，香港針對聾人等特殊兒童，採取的是特殊教育模式，一系列聾人學校紛紛開辦，在70年代達到高峰，為13間。這些學校受社會福利部門主管，大部分數採用手語教育，部分採用唇語教育，也有的手語和唇語並用。不過，從60年代末開始，香港政府主張融合教育，起初是在主流學校設立弱聽班，並為聽障學生免費提供助聽器，後來進一步取消弱聽班，主張健全學生和聾人學生在同一環境下學習。
教育局會按照聾生聽覺的受損程度安排人工耳蝸手術或配戴助聽器，政府期待他們憑藉助聽器和唇語技巧，聽懂課堂內容。此外，教育局為共融學校提供額外的現金資助，但沒有具體規定資助使用的方向，這套教學方針至今帶來褒貶不一的評價，利用資助聘請手語老師的學校少之又少。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線老師對此評論說：「共融的理念當然好，但一班30人，只有1個特殊兒童。學校拿了『人頭資助』後，學生怎樣也不會管，即使老師有心，也沒有心力照顧。」
今年31歲的余煒琳中學時曾經在聾人學校就讀，由於成績優秀，被校長鼓勵轉到主流學校就讀。「老師不懂手語，我只靠讀唇理解。但老師又走來走去的，有些時間我看不到她的嘴形，只能靠猜，猜老師在說什麼。」余煒琳說，在主流學校的四年間，她的成績一落千丈，根本學不到什麼。
由於父母和姐姐都是聾人，余煒琳自小就在家裏學手語，手語就是她的母語，但到了主流學校，由於沒有任何手語老師的協助，她和其他同學的溝通也有困難，她可以透過唇語大概明白同學在說什麼，卻始終無法向他們表達什麼，更不要談交朋友了。
施婉萍憂慮地指出：「如果手語消失，聾人就會被孤立，他們的心理會受到影響。而如果社會對手語的接受程度低，長遠而言，聾生就只能擔任基層工作，生活淒慘。」
然而，即便爭議不斷，過去44年，聾人學校仍然不斷被「殺校」，13間聾校相繼倒閉，到了2007年，香港只剩一間聾人學校 —— 路德會啟聾學校。這間學校現在同時採用手語和唇語教學，開辦了小一至中六的課程，課程依照主流學校及公開考試系統擬定。
不過，路德會啟聾學校校長許加恩對端傳媒表示，學校一直沒有規定入職老師必須懂得手語。直至五年前，學校希望統一老師的手語教學，最後才規定，所有老師需於三年內取得手語中級程度資格。
目前，教育局規定，只有嚴重或深度聽障的學生才能轉介到啟聾學校就讀，但校長許加恩表示，即使學生被評估為嚴重或深度聽障，家長都可以選擇讓孩子接受人工耳蝸的手術，再到主流學校就讀。
「家長有望子成龍的心態，自然不希望子女入讀我們的學校，所以我們也有縮班危機。」許加恩說，目前該校收生上限110人，啟聾只收了78個學生，中二整級更只有3個人。
施婉萍認為，共融教育本身沒有問題，重要的是政府有沒有為聾生或其他有特珠需要的學生提供個人化的支援。她負責的研究採訪了22位聾人，其中問及如果時光倒流，他們最希望接受哪種教學方式，絕大部分學生選擇手語教學，沒有一人選擇希望以純口語來教學。
「健聽人士用聲音交談，聾人就用手語交談」在國際聾人教育的發展史上，手語一度長期被污名化。1880年，國際聾人教育會議廢除手語教學，認為它會妨礙聾人融入社會，自此130多年，手語的教育和推廣都被遏制，但同時，這個會議結果也引來世界各地的聾人組織聯合反對。
到了2010年，國際聾人教育會議才正式向聾人道歉，並公開強調他們都擁有使用手語的權利。施婉萍指出，自此以後，國際上主流觀點均認為手語應該保留並需要在教育和社會層面加以推廣。反觀香港，2008年起，《殘疾人權利公約》正式在香港生效，公約第21條提到，「在正式事務中允許和便利使用手語、盲文、輔助和替代性交流方式及殘疾人選用的其他一切無障礙交流手段、方式和模式」及「承認和推動手語的使用」。然而，政府並沒有履行相關指責。
2012年，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的審議報告指出，「香港沒有正式承認手語的重要性，有聽力障礙的人難以獲取資訊。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對手語翻譯員的培訓以及手語翻譯員提供的服務都很缺乏。」根據最新資料，現在全香港，符合《香港手語翻譯員名單》資格的手語翻譯員，一共只有56名。2011年，Google作了一個統計，全球只有9000人以香港手語作母語。
手語在香港逐漸成為瀕危語言，政府沒有大力培育和活化，唯有聾人學校與民間自己動手。近年，全球的教育機構均向STEM發展（科學 (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 ），希望培養學生的創意。啟聾也是其中一員。討論課程期間，校長許加恩發現了現有的手語詞彙不足以教學，一些專有的科技用詞，如伺服器或化學元素等都要他和老師們一起創作。由2012年開始，啟聾學校先後獲優質教育基金296萬和243萬撥款，創立網上和手機App的《啟聾手語視像字典》等，現時網絡版已收納6300個手語字𢑥影片，但App暫時未推出。
畢業後，余煒琳成了手語老師，進入了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工作，負責推廣手語，最近她還開始在業餘時間中推廣手語。2017年4月初，香港電影圈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金像獎盛事。一直以來，她和同為聾人的姐姐都沒有好好看過金像獎，因為頒獎禮直播時沒有字幕，姐姐忽發奇想，不如試試和一群聾人朋友在網上做即時手語傳譯？當晚，較為熟悉手語的健聽人士一邊看著電視，一邊打手語告於煒琳和姐姐等一群聽障人士，煒琳等人然後以最準確的手語，配上表情，在螢幕前直播手語翻譯。
而過去兩年多，黃家豪也在努力學習手語。自從奶奶去世後，他決心不能再靠寫字和父母溝通。初步學習後，他不但愛上了手語，更加入了民間組織「聾人子女協會」帶頭推廣手語。
除了籌辦聾人子女日外，這個協會目前更舉辦了不同的手語課程，希望能為手語提供一個客觀可取的資歷架構。看見黃家豪全心學習和推廣手語，父親也逐漸接受了這一套屬於聽障人士的交流語言，走在街上也會自然地打手語，更懂得安慰家豪說：「健聽人士用聲音交談，聾人就用手語交談，難道我們外出不聊天嗎？只要給點耐性，不要管其他人怎想就可以了。」
端傳媒實習記者 陳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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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吃什麼？」「我要吃燒賣。」香港老式茶樓裏，談話聲嘈雜不斷，唯獨黃家豪和父母一直安靜沉默，這一家三口中，只有家豪一人能聽到外界的聲音。
今年35歲的黃家豪，父母都是聾人，夫妻間習慣打手語溝通，但家豪自己卻不太懂手語。飯桌上，家豪突然想起一件兒時趣事，想和父母分享，他打起手語表達，父母沒有領會，家豪著急地比劃起來，父母還是一頭霧水，最後他只能轉向身邊的朋友—— 一名手語傳譯員求救。
在香港，手語是一門瀕臨滅絕的語言，即使在聾人家庭裏，健全的孩子也大多不懂手語。根據統計署2014年的數字顯示，香港聽覺困難者超過15萬人，然而，當中只有2.5%，不足4000人懂得手語。目前，全香港更只剩一所用手語教學的聾人學校。
過去30多年裏，黃家豪和父母長期缺乏良好的溝通，直到兩年前一次不愉快的家庭聚會後，他才開始反思：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好好學手語？在香港，手語為什麼變得如此邊緣？
打手語等於暴露了自己是聾人
兩年前的一個晚上，黃家豪和父母在姨婆家聚會，當他與姨婆閒聊時，父母的臉色突然變差，一臉不快。家豪後來才知道，父母很想知道家人正在聊什麼，但家豪卻覺得只是閒話家常，不用告知父母。從小到大，家豪都習慣了很少和父母聊天。只有碰到重要的事，他才寫字告訴父母，又或者先轉告奶奶，再讓奶奶打手語告訴父母——因為生了患有聽覺困難的孩子，奶奶自學了手語。
「每次我只要在外打手語，爸爸就會板起臉。」黃家豪回憶說，小時候他一度以為父母不喜歡他，長大了才明白，父母認為，打手語就會暴露了自己是聾人，只會招來外界的歧視，不想兒子去學。
嘈雜的香港茶樓裏，家豪的父親打手語告訴記者，有一次他正和聾人朋友等著過馬路，一邊打手語和朋友聊天，但馬路對面的一群人看著他們偷笑，略懂唇語的父親發現，那一群人嘲笑他和朋友是「腦殘」。
「手語打出來的動作很大，又不是主流，你要學就主流學校裏面的東西。」小時候父親說的話，家豪還清楚記得。
不僅拒絕讓兒子學習手語，父母在外面也盡量避免打手語。家豪小時候，碰上家長日、旅行日等親子活動，在銀行做後勤工作的父親很少出席，總以工作為由缺席，而硬著頭皮出席的母親就會事先告訴家豪，「不要告訴老師我是聾人」。
面對家豪的老師和同學，父母一直努力佯裝成健全人士，一進班房就努力注視著老師的口唇。母親因患上腦膜炎，後天變成聾人，在小學時學習了唇語，也能發出單音字。不過，見老師的次數多了，秘密最終還是被老師發現了。
在香港，聽覺困難者不敢大膽使用手語，或許與這門特殊的語言在社會上曝光率不高有關。目前，在所有香港電視頻道中，只有香港電台的部份節目設有恆常的手語翻譯，而即使是選舉等重要政治事務的節目，電視直播也未必有手語翻譯。
2016年12月，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依照工黨慣例，帶上手語傳譯員出席選舉論壇，最後被無線電視以「節目公平、公正、完整」，難以確保手語翻譯之準確性為由而拒絕手語傳譯員出席。
2017年2月9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提出把手語列香港官方語言，即規定電視新聞報道中加入手語傳譯，以及政府部門和機構為殘疾人提供足夠手語傳譯服務的提案，議案在分組點票下被否決，其中一位反對議案的經民聯張華峰指，手語存在表達不統一的問題。
消失的聾人學校，被邊緣化的手語追根溯源，手語是具有聽覺障礙的人們之間自然而然發展出的一套語言，全世界並無統一標準，即使在香港，手語也分成兩個流派：一是以字詞為標準的文法手語，一是意譯的自然手語。
2011年，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副總監施婉萍博士等四位學者訪問了22位聾人，研究聾人教育與手語源流的關係，研究指出，聾人學校的設立，是締造手語的有利環境，而隨著香港聾人學校的減少，手語的留存也面臨危險的境地。
在60年代前，香港針對聾人等特殊兒童，採取的是特殊教育模式，一系列聾人學校紛紛開辦，在70年代達到高峰，為13間。這些學校受社會福利部門主管，大部分數採用手語教育，部分採用唇語教育，也有的手語和唇語並用。不過，從60年代末開始，香港政府主張融合教育，起初是在主流學校設立弱聽班，並為聽障學生免費提供助聽器，後來進一步取消弱聽班，主張健全學生和聾人學生在同一環境下學習。
教育局會按照聾生聽覺的受損程度安排人工耳蝸手術或配戴助聽器，政府期待他們憑藉助聽器和唇語技巧，聽懂課堂內容。此外，教育局為共融學校提供額外的現金資助，但沒有具體規定資助使用的方向，這套教學方針至今帶來褒貶不一的評價，利用資助聘請手語老師的學校少之又少。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線老師對此評論說：「共融的理念當然好，但一班30人，只有1個特殊兒童。學校拿了『人頭資助』後，學生怎樣也不會管，即使老師有心，也沒有心力照顧。」
今年31歲的余煒琳中學時曾經在聾人學校就讀，由於成績優秀，被校長鼓勵轉到主流學校就讀。「老師不懂手語，我只靠讀唇理解。但老師又走來走去的，有些時間我看不到她的嘴形，只能靠猜，猜老師在說什麼。」余煒琳說，在主流學校的四年間，她的成績一落千丈，根本學不到什麼。
由於父母和姐姐都是聾人，余煒琳自小就在家裏學手語，手語就是她的母語，但到了主流學校，由於沒有任何手語老師的協助，她和其他同學的溝通也有困難，她可以透過唇語大概明白同學在說什麼，卻始終無法向他們表達什麼，更不要談交朋友了。
施婉萍憂慮地指出：「如果手語消失，聾人就會被孤立，他們的心理會受到影響。而如果社會對手語的接受程度低，長遠而言，聾生就只能擔任基層工作，生活淒慘。」
然而，即便爭議不斷，過去44年，聾人學校仍然不斷被「殺校」，13間聾校相繼倒閉，到了2007年，香港只剩一間聾人學校 —— 路德會啟聾學校。這間學校現在同時採用手語和唇語教學，開辦了小一至中六的課程，課程依照主流學校及公開考試系統擬定。
不過，路德會啟聾學校校長許加恩對端傳媒表示，學校一直沒有規定入職老師必須懂得手語。直至五年前，學校希望統一老師的手語教學，最後才規定，所有老師需於三年內取得手語中級程度資格。
目前，教育局規定，只有嚴重或深度聽障的學生才能轉介到啟聾學校就讀，但校長許加恩表示，即使學生被評估為嚴重或深度聽障，家長都可以選擇讓孩子接受人工耳蝸的手術，再到主流學校就讀。
「家長有望子成龍的心態，自然不希望子女入讀我們的學校，所以我們也有縮班危機。」許加恩說，目前該校收生上限110人，啟聾只收了78個學生，中二整級更只有3個人。
施婉萍認為，共融教育本身沒有問題，重要的是政府有沒有為聾生或其他有特珠需要的學生提供個人化的支援。她負責的研究採訪了22位聾人，其中問及如果時光倒流，他們最希望接受哪種教學方式，絕大部分學生選擇手語教學，沒有一人選擇希望以純口語來教學。
「健聽人士用聲音交談，聾人就用手語交談」在國際聾人教育的發展史上，手語一度長期被污名化。1880年，國際聾人教育會議廢除手語教學，認為它會妨礙聾人融入社會，自此130多年，手語的教育和推廣都被遏制，但同時，這個會議結果也引來世界各地的聾人組織聯合反對。
到了2010年，國際聾人教育會議才正式向聾人道歉，並公開強調他們都擁有使用手語的權利。施婉萍指出，自此以後，國際上主流觀點均認為手語應該保留並需要在教育和社會層面加以推廣。反觀香港，2008年起，《殘疾人權利公約》正式在香港生效，公約第21條提到，「在正式事務中允許和便利使用手語、盲文、輔助和替代性交流方式及殘疾人選用的其他一切無障礙交流手段、方式和模式」及「承認和推動手語的使用」。然而，政府並沒有履行相關指責。
2012年，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的審議報告指出，「香港沒有正式承認手語的重要性，有聽力障礙的人難以獲取資訊。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對手語翻譯員的培訓以及手語翻譯員提供的服務都很缺乏。」根據最新資料，現在全香港，符合《香港手語翻譯員名單》資格的手語翻譯員，一共只有56名。2011年，Google作了一個統計，全球只有9000人以香港手語作母語。
手語在香港逐漸成為瀕危語言，政府沒有大力培育和活化，唯有聾人學校與民間自己動手。近年，全球的教育機構均向STEM發展（科學 (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 ），希望培養學生的創意。啟聾也是其中一員。討論課程期間，校長許加恩發現了現有的手語詞彙不足以教學，一些專有的科技用詞，如伺服器或化學元素等都要他和老師們一起創作。由2012年開始，啟聾學校先後獲優質教育基金296萬和243萬撥款，創立網上和手機App的《啟聾手語視像字典》等，現時網絡版已收納6300個手語字𢑥影片，但App暫時未推出。
畢業後，余煒琳成了手語老師，進入了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工作，負責推廣手語，最近她還開始在業餘時間中推廣手語。2017年4月初，香港電影圈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金像獎盛事。一直以來，她和同為聾人的姐姐都沒有好好看過金像獎，因為頒獎禮直播時沒有字幕，姐姐忽發奇想，不如試試和一群聾人朋友在網上做即時手語傳譯？當晚，較為熟悉手語的健聽人士一邊看著電視，一邊打手語告於煒琳和姐姐等一群聽障人士，煒琳等人然後以最準確的手語，配上表情，在螢幕前直播手語翻譯。
而過去兩年多，黃家豪也在努力學習手語。自從奶奶去世後，他決心不能再靠寫字和父母溝通。初步學習後，他不但愛上了手語，更加入了民間組織「聾人子女協會」帶頭推廣手語。
除了籌辦聾人子女日外，這個協會目前更舉辦了不同的手語課程，希望能為手語提供一個客觀可取的資歷架構。看見黃家豪全心學習和推廣手語，父親也逐漸接受了這一套屬於聽障人士的交流語言，走在街上也會自然地打手語，更懂得安慰家豪說：「健聽人士用聲音交談，聾人就用手語交談，難道我們外出不聊天嗎？只要給點耐性，不要管其他人怎想就可以了。」
端傳媒實習記者 陳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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